南下广州碰运气，几个月后仍未找到工作，看了街头的招工广告以为找到救星，结果被人骗卖到惠州工地，在白白干了3个月活后，他又被工头卖回给当初骗卖他的“工人房”当马仔，去骗更多像他当初一样想找一份工作的人。颇为可观的提成并未使他沉湎下去，曾经的屈辱仇恨和未泯的良知促使了他去媒体揭发。

　　在这个化名文斌的报料人的指点协助下，本报记者以求职者的身份被卖到工地，出逃后又进入这些买卖劳工的帮派，经过1个多月的暗访取证，一张在广州专门靠骗取和收购外来务工者为业的买卖劳工网络浮出水面。

　　这种以介绍工作为由，把人骗到工地做劳工，从中非法收取佣金的帮派组织，被称做“工人房”。仅在广州海珠区洛溪桥脚附近就有4家。据记者调查得知，天河客运站、东圃、五仙桥、新市等地也存在这样的组织。到今年秋天，深圳、佛山、番禺等地纷纷插上“工人房”的标杆。每天至少有200个来广州打工者被骗卖到工地。有些“工人房”还在从事拐卖妇女卖淫活动。

　　A 从被卖到卖人——文斌的噩梦

　　文斌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如果通了，就去报社揭发；没有通，那就算了。结果，电话通了。到这时，他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人。“我被人卖到工地，白白干了三个月后，又被卖了回来。”文斌说。

　　这被当做“狗一样卖来卖去”的经历，让他觉得是“活了大半辈子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来广州前，35岁的文斌在老家沈阳过得顺风顺水。当过兵，开了十多年大货车，后来投资小煤窑积攒了一笔不菲的钱财。按照他自己的话说，“家里有两栋房产，妻子在银行工作，儿子今年8岁，虎头虎脑”，算个事业有成的人物。

　　但在去年7月的一次境外豪赌中，文斌说，他输掉了200多万元。紧接着，小煤窑出事，所有家产都赔了进去。自觉无颜在家立足的文斌，决定到广州碰运气。临行前，他对妻子说，“赚不到钱绝不回来”。

　　4月8日，来广州3个月仍没找到工作的文斌，被人以240元的价格卖到惠州工地。在工地上白白干了3个月活后，他又被工头卖回给人贩子当马仔。

　　文斌决定出逃，但他又觉得不甘心，“我不能就这么放过他们，我活了大半辈子，从没这么窝囊过。”文斌说，以他个人的力量，只能是自己逃命，但这远远不能平息心头之恨，他想亲手毁掉这个团伙。

　　在作出报复性的决定后，8月11日，文斌来到本报。

　　“他们卖了我两次”

　　“卖一次，已经够缺德了，谁知道他们却卖了我两次。”8月11日，在与本报记者交谈的短短半小时内，这句话，文斌重复了两次。

　　和所有来广州打工的人一样，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文斌时常有种不知去向的迷茫。35岁了，初中毕业。这在成千上万的进城农民工中，是个极普通的个体。尽管文斌兜里还揣着大货车的驾驶证，但几乎每家公司都要交好几千块的押金，“我有几千块钱，还来广州打工干什么？”文斌说。

　　他本以为广州遍地是金，伸手捞钱的地方，总有个立足之地。但像他这身份，没有文凭，进不了人才招聘会；岁数大，进不了普通工厂。很快就被人流湮没了。两个月过去后，文斌兜里的钱所剩无几，饿过3天，又在街头睡了几宿后，什么面子都拉了下来，他想着“先随便找个活干，以后再想办法”。

　　4月8日下午，文斌在番禺市桥看到了一张“工地直招”的广告，这无疑让他觉得是在汪洋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打电话过去后，一个姓黄的50多岁的人出现了，“兄弟，找工作不？”

　　“什么活？”

　　“什么活都有，40块钱一天，包吃住。”姓黄的男子说。之后，他被带到了海珠区洛溪桥脚二手车城好帮手汽修店三楼。

　　这是文斌第一次见到“工人房”老板徐辉，这个身高不到1.7米，瓜子脸，头发油光发亮的男子，给文斌留下了“精明干练”的印象。他没有想到，三个月后，他却成了徐辉的马仔。

　　房子里面已经挤满了50多个人像文斌一样的人，他在那张只有乙方的合同上签字后，老板徐辉领着5个工地工头进来了。

　　像挑选货物一般，50个人排成5排，任工头轮番挑拣。4个工头过去了，没有人选中文斌。屋子里也只剩下8个人，最后，他被工头曹文军以240元的价格要走了。

　　曹文军的工地在惠州，是一个有着2000多工人的大型建筑工地。文斌负责搅拌水泥，每天40元工资，头一个月发10％的工资，不扣伙食费，干满三个月后结清所有账目。工头许诺，“干满10天可以借支50元。”

　　“每天劳动量没少过9小时，6月初的那段时间，几乎是24小时呆在工地，饭也是由专人送去。”一个月后，工人们发现了异样，工头事先许诺的借支和10％的工资并没有兑现。

　　 这个时候，工头开始变脸，凡是去找他要工资的都被威胁回来，去留反倒让劳工有所顾虑了。一天晚上，与文斌一同被骗到工地上的4个江西人，全部逃走了。之后，又有一个山东人逃走。只剩下文斌和一个广西的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