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重拳出击 记者从西安市公安局获得消息，公安局内部正在对刑侦局职能重新调配，“打黑将是以后的一个重点”。7月21日，西安市雁塔区举行“打击恶势力公开处理大会”，25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在牟家村进行房地产开发的陕西国汇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毕佐锋位列其中。但是，打击行动进行得也很艰难。“时至今日，毕佐锋依然不承认是他雇打手，给我们办理此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民警车鹏超说。
据介绍，在西安近期发生的多起群体性斗殴事件中，大部分案件的凶手及幕后策划者无法确认。“他们都是单线联系，树状结构，组织者往往不在现场露面，而且很难取证。”胥宏斌说。
知情人士还透露，即使打手被关押或判刑，也有人会出面打点各方关系，不仅在看守所或监狱里会受到优厚的待遇，而且每天还会有“补贴”。胥宏斌说，这伙人“讲信誉”，“善后工作”做得也特别好，所以这个群体发展得特别迅速，“这个现象很危险”。
有一个案件让杨国良很无奈。有一次他们接到线索，称一帮人在某火锅城敲诈了七万元，这些人敲诈的方式很独特，一帮人在吃饭的时间来到火锅城，每人占一个桌子，每桌只点一盘素菜一瓶啤酒，老板只好出面“破财免灾”，“但我们调查时，老板死活不承认被敲诈。”
“即使接到报警到了现场，我们更多的时候只能采取驱散的方法。这些打手一般都是威慑对方，在没有动手打之前，我们没有办法拘捕他们。”民警车鹏超说，“但我们一走，他们可能又很快地聚集到一起。”
追踪打手的出产地
“在围堵海纳汽配市场的案件中，当天被拘捕的七人中有两人是体校学生。”杨国良说。据供词显示，当天参与此事件的学生有五名。“实际数量远远不止这些。”
西安有两所体育类院校。据知情者透露，学生被叫去打架是常事。“这些年轻人思想很简单，以为只是去凑个热闹，不考虑后果，其实这已是犯罪行为。”民警杨国良说。
据警方介绍，除了一些学生参与此事外，一些体工队的队员也参与此事，尤其是一些退役的队员。在因围堵海纳汽配市场而被判刑的五人中，史某是西安市北郊某体育场所的拳击教练，年仅24岁。警方称，史某涉嫌敲诈某歌舞厅老板三万元并获得“报酬”3000元，“这些敲诈所得一般按照他们的‘地位’‘级别’瓜分”。
杨国良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和这些人员的出路问题有关，“退役后没事干，擅长的就是打架，师兄师弟一帮人，搞不好就会走上歧途。”车鹏超称，除了体工队以及体校的学生外，近几年更多被雇用的人是一些来自农村的无业人员，“现在好多人都冒充体工队，体工队似乎成了一个牌子。”
“一些偏远地区的无业人员也到一些大中城市加入到这个队伍，而且呈低龄化。”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刘耀荣总结说。一个让刘吃惊的案子是，一位被雇用杀人者的“佣金”只有区区400元，“被雇用的成本越来越低，案情越来越严重。”
治理应标本兼治
事实上，不仅仅在西安，在中国很多地方，打手现象已经引起各方关注，成为警方打击重点。
2005年5月，哈尔滨警方成功将雇凶伤人犯罪嫌疑人姜化忠和暴力伤害犯罪嫌疑人刘德军等人抓获，一举歼灭一个以赢利为目的，专门替人寻仇的“职业打手”犯罪集团。民警通过对几名嫌疑人分别讯问，他们供认了10余起系列暴力伤害案和私藏枪支案。
温州乐清市检察院近日向媒体公布了一份统计结果，从2000年至今年6月，当地因争权夺利引发的雇凶案件，经该院批捕的就有47起，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而雇主绝大多数是私企老板和村官。据介绍，各地正采取综合治理手段，打击这些邪恶势力，如由当地政府部门负责人牵头成立协调小组，负责解决人员、经费和深挖、打击“保护伞”等问题；联合公、检、法、司等部门参加，统一执法尺度，形成集中行动等。
同时，专家也认为，还需进一步加强源头治理。“打手市场之所以能形成，是因为他们有很大的生存空间。”环城西路派出所副所长胥宏斌说，“此类案件一般在房地产开发中比较多，而且大多和一些不守法的私营企业有关。”这类事情一是发生在利润较大的行业，如房地产领域，再就是发生在经济开发较快的地区。打死一个人大不了赔十几万元，但一个项目早一天开工可能就会多挣几十万。
“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滑坡，社会规则正在利益的驱动下受到‘潜规则’的冲击。”刘耀荣分析说。中国问题学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则称，这种潜规则的根源在于人类社会从古至今就存在的“谁强就谁对”，“旧时代，一些官司不是有理就能赢。于是会出现一些侠客、刺客，用暴力手段、恐怖手段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些不公开的暴力手段延伸到现代社会就是雇凶杀人、恐怖主义。”
“在前些年有了矛盾，大多会采用调解的方式，现在为什么这种简单的暴力方式越来越多，说明社会的疏通渠道还不是很畅通。法律不能彻底解决所有的事情。”刘耀荣说。
